洪武二十六年，南京后湖的库房里堆满了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册籍。 那些纸张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每一块田亩的方圆四至、田主姓名和应缴税粮的数字。 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这一年丈量京省总计田土八百五十万八千六百二十三顷，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九百石，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。 这是明朝立国以来第一次把全国的土地变成了一本可以翻阅的账。 但账本上的数字是一回事，田里的粮食是另一回事。 那本账后来被人翻过很多次。 翻着翻着，有人发现了一个问题：账上的田越来越少。 洪武二十六年到弘治十五年，一百一十年间，全国在册田土从八百五十余万顷降到六百二十二万余顷。 到了万历年间，内阁首辅张居正派人重新丈量，清出的实在田土是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。 这些数字摆在任何一个管过钱粮的人面前，都会问同一个问题：田去哪了？ 明初的土地分配有一个特点。 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，元末战乱把大片田地变成了无主荒地。 他一边承认农民在战乱中占有的土地，一边用“人给十五亩、蔬地二亩，免租三年”的条件招人垦荒。 这些新开垦的田地，按洪武年间的规定，很多是“永不起科”的。 一个农民有田种，有饭吃，就不会轻易揭竿而起。 朱元璋很清楚这件事。 他花了大量精力抑制豪强、打击贪官，洪武年间的四大案杀了几万人，抄没的田地不计其数。 这些抄没田被转为官田，科则比民田高得多，苏州一府的官田赋税一度占到全府田赋的九成以上。 但朱元璋做这件事的逻辑是：把土地从豪强手里拿过来，分给没有地的人种，同时保证朝廷能收到足够的税粮。 这个逻辑在洪武年间是成立的。 问题出在后来。 宗室是第一批伸手的人。 明制规定，亲王赐给庄田千顷，郡王给田六十顷。 这个数字本身不算离谱，但宗室获得土地的方式远不止钦赐一种。 奏讨是另一条路。 所谓奏讨，就是把农民正在耕种的土地指为“闲地”“空地”“荒地”，向皇帝奏求，一旦应允，就据为己有。 更隐蔽的是投献。 有人把自己的田投献给王府，寻求庇护；有人把别人的田指为无主地，献给王府邀功。 投献的名目五花八门——民田、民人起科地、租地、军民祖业征粮地、民种淤地、湖地、空闲地、官地，甚至连民间公共祖坟山地都在投献之列。 被投献的人是什么处境？ 农民的土地一旦挂到了王府名下，他就从自耕农变成了佃农或仆役，向王府交租，不再向朝廷纳粮。 王府庄田是免差的，这些消失的田亩就从国家的账本上蒸发了。 《大明会典》里反复出现针对投献的禁令。 有一条规定写得很具体：凡军民人等将民间起科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势之家，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，田地给还寺观及应得之人管业。 这条禁令本身说明了两件事：投献是普遍存在的，而且朝廷一直在试图阻止它。 但禁令的效果如何，看后来田亩数字的变化就知道了。 官僚的加入让局面更加复杂。 正德十六年，户部给事中孙懋上奏，提出按照官职崇卑制定优免则例：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，五品以上三顷，七品以上二顷，九品以上一顷，外官递减。 这个方案的本意是给官员一点合法的免税额，把他们从灰色地带拉回明面上来。 但它打开了一个口子。 免田额度是固定的，可官员实际占有的土地没有上限。 多出来的部分怎么办？ 诡寄。 诡寄的做法是：把自己的田挂在享有免田特权的官员或宗室名下，名义上是他们的田，实际上还是自己的，但税不用交了。 一个官员名义上只免四顷，可他的名下可能挂着几十顷甚至上百顷别人寄来的田。 地方官吏和这些大户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查起来千头万绪，最后往往不了了之。 鱼鳞图册本来是防止这类事情的工具。 洪武二十年，朱元璋命国子生武淳等人分行州县，随粮定区，量度田亩方圆，把田主的姓名和田地的四至都写清楚，编类成册，“状如鱼鳞”。 理论上，每一块田都在册上有名，谁的地、多大、该交多少税，一目了然。 但图册要人来维护。 人口在流动，田地在买卖，十年一造的黄册和鱼鳞图册很快就跟不上了。 嘉靖年间有人指出，鱼鳞图册虽然把“欺隐之弊”堵住了一时，但侵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 到了后来，地方官吏和地方大户勾结，在册籍上做手脚，把有主的地写成无主，把熟田写成荒地，把该交税的地写成免差的地，鱼鳞图册反而成了隐占的掩护。 田亩在册数急剧下降的同时，人口在册数却没有同比例减少。 洪武二十六年有户一千零六十五万余，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余。 弘治十五年户降到九百六十九万余，口降到六千一百四十一万余。 户数少了将近一百万户，口数却基本持平。 这意味着很多家庭还在，只是他们名下的田不见了。 田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个不用交税的名字。 财政的另一根支柱也在塌。 洪武八年，朱元璋下令造大明宝钞。 宝钞以桑穰为材料，“高一尺，广六寸，质青色，外为龙文花栏”，上面写着“大明通行宝钞”。 朝廷规定，每钞一贯折铜钱一千文、银一两、金四分之一两。 这个比价是行政命令定下来的，跟宝钞实际能买到什么东西没有关系。 更要命的是，朱
